美章网 资料文库 人口学杂志范文

人口学杂志范文

人口学杂志

人口学杂志范文第1篇

[关键词]精神病鉴定;刑事责任能力;临床特征;犯罪特点

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到429.7万例,其中10%具有肇事、肇祸倾向[1]。截至2015年9月底,宁夏全区累计确诊精神障碍患者20850例[2]。本单位为宁夏地区唯一一所法医精神病鉴定机构,现对近五年受理的360例涉及精神病鉴定的刑事案件资料(占总鉴定例数的32%)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010年1月-2016年12月在宁安医院申请做法医精神病鉴定案例共计1125例,现将其中涉及刑事案件的360例(32%)鉴定案例选定为目标案例。入组标准:①合法机构委托、涉及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能力被鉴定人;②提供完整的相关资料,包括看守所材料、询问笔录、邻居等的旁证材料和鉴定综合材料;③被鉴定人的医学检查病例及精神病鉴定的临床资料;④明确的精神病学司法鉴定结论书。

1.2分析方法:参考精神病学及司法鉴定相关资料[3],根据项目目标制定相应统计量表,主要涵盖以下内容:被鉴定人的基本人口学资料、案件性质分类、所委托要求的鉴定目的。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的诊断标准为鉴定诊断依据,刑事责任能力按照《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评定为“完全”“限定”“无”3个等级。1.3统计学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

2结果

2.1社会人口学特征:男性301例(83.6%),女性59例(16.4%)。年龄20~30岁98例(27.2%),30~40岁130例(36.1%),40~50岁102例(28.3%),50~60岁22例(6.1%),>60岁8例(2.2%),平均年龄(30.2±13.16)岁。文化程度:文盲92例(25.6%),小学128例(35.6%),初中75例(20.8%),高中50例(13.9%),大学15例(4.1%)。职业:农民134例(37.2%),无业者138例(38.3%),个体经营者、医生、律师等88例(24.4%)。城市居住者102例(28.3%),城镇居住者60例(16.7%),农村居住者198例(55.0%)。

2.2精神疾病与案件类型的关系:涉及刑事案件的360例被鉴定人中,332例诊断有各类精神疾病,占92.22%;28例未诊断,占7.78%。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作案比例最高,占52.78%,其次为精神发育迟滞患者,占22.22%。

2.3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被鉴定人患有精神病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占多数(38.89%),其次为无责任能力(31.94%)。

3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360例刑事案件多发生于文化程度较低者、从事体力劳动者、无业者及青年男性,年龄30岁左右,符合刑事案件的人口学特征,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4]。这可能与患者生活环境相对较差、社会支持相对较低、获得精神卫生保健服务的便利性较差、经济状况差、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有关[5-6]。

近年来,涉及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刑事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以故意伤害罪最多[7]。国内有研究表明,精神疾病刑事案件司法鉴定中以精神分裂症最多,占49%~80%,精神发育迟滞次之[8-10]。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占52.78%,精神发育迟滞占22.22%,说明我院受理的精神病刑事案件的疾病种类与全国一致。由于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下作案,作案突发,手段残忍,对人身安全、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危害极大,因此,宁夏地区今后防范精神病人作案的重要措施就是加大对精神分裂症的宣传和防治工作力度。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很多会出现意识障碍,在意识障碍下作案,或因伴发人格改变,激惹下行凶,往往作案突发,手段残暴,后果严重,同样是我区今后精神病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精神发育迟滞患者作案类型以盗窃案和强奸案为主,分别占50%、23.8%,这是因为精神发育迟滞患者受智力低下影响,作案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差,往往容易在冲动情况下或受他人指使下犯罪,因此,我区也应加强对此类人群的看管。人格障碍患者在未涉案之前不易被人发现,涉案时动机不明确,犯罪行为缺乏预见性,大多是发泄性、偶然性、冲动性作案,犯罪率相对较高,对社会、家庭的危害程度极其严重,应引起我区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本研究中8%被鉴定出目前未发现精神病性症状,其原因可能有:①精神障碍的诊断越来越规范、细化、可操作,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亦日趋法制化、规范化,程序要求更加严格;②随着人们法律知识、维权意识的增强,及我区对精神病学知识的宣传,越来越多的犯罪人员希望通过精神病司法鉴定为自己减轻责任、逃避惩罚,或者受害人希望通过精神病鉴定来加重制裁犯罪嫌疑人,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好、更多的补偿;③我区公检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精神病学知识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对犯罪嫌疑人和法律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的识别率相对不高。近几年来,随着法律的人性化发展,公检法机关对有精神病家族史、精神病症状或精神病史者尽可能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可能对此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研究显示,在涉及精神疾病刑事案件的司法鉴定中,被鉴定人患有精神病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占多数(38.89%),其次为无责任能力(31.94%),提示有些患者作案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会受到精神症状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有精神障碍就等同于不承担刑事责任,因为有100例精神障碍患者被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可见在精神障碍者责任能力的评定过程中,医学诊断并没有社会普遍想象得那么重要,关键是评定时应分清作案行为是由精神病性症状支配,还是由正常的犯罪心理支配。

[参考文献]

[1]魏励华.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控的调查与思考[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4,29(2):69.

[2]强瑞华.宁夏累计确诊20850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N].银川晚报,2015-10-12.

[3]刘建梅,吕盼,胡俊梅,等.156例重复违法的精神障碍患者特征分析[J].法医学杂志,2013,29(4):278-281.

[4]马俊国,徐福玲,高树和.465例刑事案例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分析[J].四川精神卫生,2008,21(2):102-103.

[5]邬烈铭,钱竹书,岳英,等.117例精神分裂症婚姻状况的调查报告[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5,5(4):262-264.

[6]李吉祝,张永东,王冠军.2002年-2006年司法精神医学鉴定622例分析[J].精神医学杂志,2008,21(21):55-57.

[7]陈伟华,周亮,邬力祥,等.湖南省1808例犯罪精神病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资料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1):46-48.

[8]沈慕兹,金伟,蔡建华,等.司法精神医学鉴定654例分析[J].中华神经精神医学杂志,1988,21(3):168.

[9]邓武.67例凶杀案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J].实用临床医学杂志,2003,21(2):57.

人口学杂志范文第2篇

目的深入了解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人口学特征,探寻可操作的社区干预途径。方法设计访谈思路,在社区招募20名新型使用者,由社会学专家完成个人深入访谈,借此了解社区新型使用人群的分布特征。结果多数新型使用者初次吸食年龄低龄化,多始于初中阶段,集中在农村地区及城镇无业人群;女性吸食者的身份较为隐匿,主要集中在性服务工作者领域,且吸食人数不在少数;吸食者职业类型或背景呈现多元化,如经商、开、性服务人群,有少部分上班族,这些人均能自己挣到毒资;吸食者从免费聚众性的“马会”走向以AA制为主的小聚会,存在单一的女性聚会群。结论在校学生、校外青少年的宣教应成为多数地区控制新型吸食人群数量的一个方向。新型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其背后性病、艾滋病潜在的流行形势应引起高度关注。

关键词:

社区;新型使用者;人口学特征;定性分析新

型亦称“合成”,是相对鸦片、海洛因、大麻等“传统”而言,主要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等。新型滥用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1,2],新型使用后可使用药者处于一种极度性兴奋和迷幻状态,在药物持续作用下,大多数使用者(无论男女)均会出现性亢奋状态,故极易发生群体性的性乱交和高频率无保护的滥交行为,这些高危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之间经性途径感染和传播HIV的风险。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云南省是滥用和HIV/AIDS感染的高流行地区。云南省玉溪市对新型使用人群的研究提示该群体的滥用特征[3,4],为更深入了解该群体人口学分布特征,探寻可操作的社区干预途径,特在云南省玉溪市开展了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人口学特征的定性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由关键知情人(项目中负责接触和联系社区新型使用者的工作人员)推荐社区里善于表达、性格开朗的新型吸毒吸食者进行深入访谈,选择不同年龄、职业、背景分布的访谈对象。

1.2方法

项目负责人与社会学专家共同设计访谈思路,社会学专家完成个人深入访谈。访谈中遵循保密和无伤害原则,调查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个人成长环境,人口迁移背景下该群体的乡缘、血缘、职业圈与城市居住分布特点;心理趋同与心理排斥担忧;对“马会”的认识;对的解读;使用后的心理和行为交流。根据最小样本量的确定原则[5],当增加新的研究对象不能收集到新的有效信息时,停止招募。

1.3质量控制

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同时做好书面记录。访谈在单独的房间内进行,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每次访谈时间1.5~2小时,访谈结束后由专业人员对访谈录音及书面记录进行整理和分析。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人口学特征

20名调查对象中,男性11人,女性9人。多数年龄在20岁左右,最小17岁,最大52岁,平均21.94岁。文化程度1人大专,14人初中,5人小学;17人未婚,3人已婚;农民10人,无业5人,娱乐场所暗娼3人,机关干部1人,个体1人。

2.2新型吸食群体人口学特征

2.2.1女性吸食者身份较为隐匿

从被访谈者反映的情况来看,女性吸食者人数不在少数,主要集中在性服务工作者领域。“打了电话就约着出来,一般会在酒店的小时房。大多数找马妹(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新型吸食者),找身边熟悉的,一般不用给钱,供她吃就行了”;“见过一个女的,瘾比较大,想吃了就会联系那些男的”;“10个有7个吃,2、3个量比较大,还有3个被逮进去了”;“为钱会陪客人吃。客人说吃吃有力气嘛,不吃就没力气,自己也耐不住,也爽。”(被访者,女,19岁,从事性服务)

2.2.2初次吸食年龄低龄化,多始于初中阶段,集中在农村地区及城镇无业人群

大部分被访者及所提到的新型使用者初次吸食的年龄呈现低龄化。“读了初一就出来社会上混了,15、16岁开始苦钱。刚去昆明时,好奇,年幼无知”(被访者现有19岁,开始吸食的时候只有13岁,刚上初一。)“那时候15岁,上初二,喊我吃的是在学校认识的朋友……第一次是在旅社里,有四个人(女的),还有朋友的男朋友总共5个人。家里人也认不得我吃,直到我被抓才知道”;“14、15岁的时候跟人家去开马会,那时候自己也没有钱。吃个年把就不想去了,认得整哪样(指提供性服务以换取吸食小马)就不想去。”(被访者20岁,为娱乐场所性服务人员)“这两年经济好点,有些小男生17、18岁连瓶水都懒得拿,进城一样都没学会,先学会了吃,从小苦没受过……幼稚,吃这个图好玩”;“有些学生也吃,吃两个‘咕噜’就可以合着去睡(指开房)。”

2.2.3吸食者职业结构类型与毒资获得方式多元化

新型吸食者职业类型或背景呈现多元化,主要集中于商人和开者、在上班者、性服务人群、传统使用者、贩毒者、赌钱者等,有少部分上班族。总体而言,“这个东西消费能力高,比较贵,有时还买不着”,因此,“有一定收入”是吸食的条件。收入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这些人或者自己经商,自己能挣到毒资,“(我)开过酒店、开过矿,都是自己挣的钱”;或者是通过开(除地下,出租房和酒店也会成为临时小赌点)收钱,“社会上的地下多了”;或者在打工获得较高收入,“他们(指在打工的人)不用在外面打工,看看场子、上上班,看哨一天就三四百”;或者坐台、当马妹,以出卖身体换取;或者“发药”(即贩毒)得到毒资;或者是有钱的嫖客,因为“女人找得多,吃了这个,找女人就厉害。”这6类人群里,有4类基本皆为男性。

2.2.4吸食者从免费聚众性的“马会”走向以AA制为主的小聚会,存在单一的女性聚会

多数被访者认为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吸,无法将兴奋点推至高处,“人越多越好玩”,因此以邀约多人聚食为乐,俗称“开马会”。马会的邀约者多为老板类型,以做东的形式轮转。“就像现在的度假山庄那样,住进去了,管吃”,一位受访者描述。近年由于打击力度加大,加之老板级人物自己在长时间吸食、的过程中,家产逐步散尽,而吸食者在长期吸毒后毒瘾增加,每次马会需要量大增,“经济原因嘛,一晚上要吃几百颗,供不起了”。马会也因此分出等级,高层次的主要是在星级酒店的“high(嗨)房”,中间层次及低层次聚会多在宾馆、酒店、歌舞厅、山庄、出租房、小旅馆、私人住所等。目前,早年“请客”、“免费吸食”的“马会”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并分出了男性、女性群体。男性在吸食后存在找马妹的可能,但女性聚群的理由较为单一,因为“有些(男的)吃了会打小姑娘,(这种情况)不多,打得还比较惨”,所以“一般是4个女的在一起吃。”大规模“马会”基本转向小群体的AA制,免费吸食变成相对固定的、有交换的聚会请客,“人家请过你,你不回请不好嘛。”

3讨论

社区新型使用人群初次吸食的年龄呈现低龄化,而且低龄化的趋势有上升势头。从访谈资料来看,初次吸食时间在初中阶段者不在少数。这一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与老师和同学的冲突或对立,以及家长疏于管理、缺乏家庭教育、价值观念偏离等,都使该阶段的学生容易在交友上走偏,特别是好奇、面子、无聊和对小马“可以让人高兴,忘记不愉快”的解读,极易使他们在慢摇吧、KTV、电子游戏厅等地方聚会的时候开始尝试吸食。被访者也认为“学生年纪小小就有吃的”,因为“太单纯了”。由于享乐心理、好奇心和对危害性的无知,社会上不少青少年在首次尝试后往往无法自拔而走上了吸毒的道路,甚至一人带动多个同学或伙伴吸毒。这与农村、城镇无业人群宣教力量薄弱、家庭管理疏松、监护人缺乏相关知识有关。一些常规性群众性教育方式能起到渲染社会气氛的作用,但对于高风险人群的宣教,如果没有专门的、面对面的、常态性的宣教,很难对社区新型的危害和防范起到强化和内化的作用。研究提示两类特殊人群需要重点关注,一是网吧游戏者,这类人以校外青少年居多,为游戏项目吸食小马提升精神兴奋度;二是在校中学生,易被身边吸毒人员误导,而中学生一旦走出校门将是一个难以掌控的群体。加强在校中学生、校外青少年的宣教应成为多数地区控制新型吸食人群数量的一个方向。同期问卷调查显示[4],吸食者农民占45.71%、无业占30.00%。可是“通常情况下,使用一次新型的消费”,58.93%的人每次消费达200元以上,如果按每人每日使用一次新型来计算,每月达到6000元的消耗。这是一个疑问,费用从何而来。因此,所谓的农民和待业青年只是常规的职业理解,指代能见阳光的职业,如干“正事”、有“工作”,因此几乎所有被访者被问到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回答如出一辙,“没干什么”“闲着”。但这两类人都有一个相对于阳光职业而言的“暗夜工作”,即在打工和为放高利贷者打工,例如为“看哨”、“看场”、“洗钱”(数钱之意)、“收钱(收债)”、“看人(盯着欠赌债者)”、“放水(放高利贷和帮助收高利贷)”等,在分析社区新型使用人群职业分布应注意。“马妹”,女性吸食者,同时作为男性吸毒者性服务提供者,其对应的服务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寻找性服务的男性,一类是吸食小马者。为后者提供服务时,以小马替代服务费,男性或者邀其一起吸食,或者在吸食后找来开房。从被访谈者反映的情况来看,女性吸食者的身份较为隐蔽,“马妹”在早期只是单纯地陪客人“嗨”,进而逐渐演变为主动吸食,这时,“马妹”已从附属消费品变成一个消费者。“以卖养吸”和中间人的存在,显示女性在新型吸食人群中的特殊角色,也凸显在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中性病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性。本文从玉溪市社区新型使用人群人口学特征角度做定性分析,所显示的女性吸食者身份较为隐匿、初次吸食者低龄化、职业结构多元化、群聚方式多样化,提示新型的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以及背后性病、艾滋病潜在的流行形势应引起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刘志民.中国内地合成滥用现状、特征和危害[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12,18(1):1-3.

[2]董秀平,李秀芳.新型与HIV/AIDS相关性研究进展[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0,16(6):629-631.

[3]赵金仙,高良敏,郭春园,等.515名新入所使用者使用合成情况及特征分析[J].皮肤病与性病,2012,34(1):5-7.

[4]高良敏,赵金仙,杨江华,等.云南某地区新型使用人群HIV-1感染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13,27(11):1130-1133.[

人口学杂志范文第3篇

关键词:艾滋病;职业;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因其日益增长的数量和规模成为艾滋病防控的重点人群之一[1-2]。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北连广州,毗邻港澳,人口流动性大,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较高。中山市自2010年起全面加大对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控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多部门合作的优势,在建筑工地、工厂企业和餐饮宾馆开展多种艾滋病宣传干预活动,形式包括电视视频播放、健康讲座、知识培训、定期外展干预、推广安全套使用、发放宣教材料等。因不同职业具有不同的人群特点,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程度各异,既往关于流动人口干预的研究较少关注不同职业间差异[3],本次调查主要比较三种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经过多年的宣教干预后其艾滋病相关知识及行为的情况,为进一步优化干预服务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中山市内建筑工人、企业工人和餐饮宾馆服务等三种职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定义是指在没有改变原居住地户籍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市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的人群,排除旅游、上学、访友、探亲、就医、从军等情况。

1.2研究方法

采用两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通过摸底调查分别获取三种职业流动人口的场所名单,并根据场所大小分为大、中、小三层。第一阶段在各层中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初级抽样单位;第二阶段应用方便抽样或者连续抽样方法在初级抽样单位中抽取调查对象,各层样本量比例定为2∶2∶1。三种职业流动人口样本量均为220人。调查问卷采用国家流动人口健康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完成一对一的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的知识和态度、相关行为学特征和干预检测服务利用情况等。能正确回答8道关于艾滋病知识问题中的6道及以上者判定为知晓艾滋病。

1.3统计学分析

应用Epidata3.2录入建立数据库,SPSS21.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三种职业流动人口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及接受干预检测服务的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情况

2016年5-10月共调查三种职业流动人口660人,男性占57.88%(382/660);年龄最小15岁,最大69岁,平均年龄(32.43±10.63)岁,不同职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8.76,P<0.05),建筑工人平均年龄最大,为(37.28±11.26)岁。三种职业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53,P<0.05),其中企业工人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者的比例最高,为48.18%(106/220);建筑工人最低,为17.27%(38/220)。

2.2艾滋病知识与态度

建筑工人、企业工人和餐饮宾馆服务从业人员听说过艾滋病的比例分别为94.55%(208/220)、95.00%(209/220)、95.45%(210/220);三种职业流动人口通过电视获得艾滋病知识的比例[33.18%(73/220)、38.18%(84/220)、51.36%(113/220)]均高于其他途径,其次是通过免费宣传材料[24.55%(54/220)、28.18%(62/220)、31.82%(70/220)]。知晓艾滋病的比例分别为建筑工人23.18%(51/220),企业工人34.09%(75/220),餐饮宾馆服务从业人员35.00%(77/220),不同职业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8.936,P>0.05)。对艾滋病感染者持无歧视态度的比例,不同职业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717,P>0.05)。

2.3艾滋病相关行为

不同职业间最近一次与配偶或同居者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建筑工人的最低,餐饮宾馆服务从业人员的最高。三种职业流动人口发生商业性行为、临时性行为、肛交行为、吸毒的比例以及发生高危行为时安全套的使用比例、出现性病症状会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4艾滋病干预检测服务利用

三种职业流动人口获得免费安全套和宣传材料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种职业流动人口仅有25人最近一年接受过HIV检测,知道检测结果和曾接受检测前咨询服务的比例均为76%(19人),其中,建筑工人接受检测前咨询的比例最高;企业工人知晓检测机构、最近一年接受过HIV检测的比例均高于其他两种职业,见表2。

3讨论

本次调查的抽样框架覆盖了中山市范围内三种职业的工作场所,并按照场所规模分层抽样,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三种职业流动人口的艾滋病干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三种职业流动人口知晓艾滋病的比例低于本地区青年学生、孕产妇等其他人群,也低于深圳、江门等邻近地区流动人口及其他人群的知晓比例[3-6]。无歧视对待艾滋病患者的比例低于2010年在该地区开展的流动人口调查结果[7],该调查关于歧视态度的调查问题与本次调查相同。结果显示三种职业流动人口对艾滋病防治知识了解不够,而对艾滋病认识的不全面、不科学又是产生社会歧视的最主要原因,今后应强化宣传内容的精准性,注重正确、全面、科学的防控知识传播,有效提高人群的艾滋病知晓情况。另外,三种职业流动人口获得艾滋病知识的主要来源是电视,其次为免费宣传材料。但是,时下新媒体应用广泛,防控干预宣教应及时开拓适应大众需求的新渠道。建筑工人最近一次与配偶或同居者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三种职业人群中最低,发生商业性行为、临时性行为的比例也较高。研究发现,建筑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大,精神生活单调,又多处于性活跃年龄,社会约束力较弱,发生高危性行为者较多[8],针对该人群的干预工作应多侧重推广安全套的正确使用。建筑工人接受检测前咨询的比例是三种职业流动人口中最高的,说明该人群对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防控知识需求十分迫切[8],提示应不断优化检测咨询工作,提供更便捷的咨询服务。企业工人知晓检测机构、最近一年接受过HIV检测、获得检测前咨询服务的比例以及出现性病症状会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的比例均较高,说明近年来在企业工人中开展的以同伴教育活动、专题讲座和培训为主的宣传干预工作较符合企业工人的特点和需求,取得了一定的干预效果。餐饮宾馆服务从业人员的工作性质和服务范围使其会接触到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发生高危行为的风险相对较高,提高其艾滋病防控意识尤为重要。本次调查中,该人群的艾滋病及性病相关服务利用比例不高,提示单靠发放安全套和宣传材料的干预成效不高,今后可考虑利用服务行业就业前体检的机会开设培训课程灌输防控知识,把相关防控要点列为健康证考核内容,还可利用在员工公共休息场所循环播放宣传教育片,以及定期组织开展外展干预,以达到持续干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R].2017.

[2]燕纪法,吕相征,梁明修,等.2008-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文献计量学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6,22(4):248-252.

[3]孙群露,丁庆山,涂玉山,等.宝安区流动人口艾滋病知晓率及安全套使用情况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6,43(5):925-927.

[4]付笑冰,聂少萍,李艳,等.广东省大中学生性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热带医学杂志,2015,15(11):1567-1570.

[5]苏华安,王立华,周丽丽,等.2009-2015年江门市吸毒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J].热带医学杂志,2017,17(6):814-817.

[6]邹惠英,刘丽红,黎明,等.深圳市龙岗区妊娠妇女艾滋病知晓率及感染状况调查[J].热带医学杂志,2017,17(2):240-243.

[7]陈建海,汪涛,李雷,等.中山市不同职业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接受干预服务情况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12,38(5):20-24.

人口学杂志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不育,男性;精子核成熟度;妊娠结局;相关性

环境污染的恶化和社会压力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对人类的繁衍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和干扰,更是值得生殖医学工作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1,2]认为男性精子的核成熟度与精子的体外受精能力密切相关,可以影响辅助生殖包括夫精人工授精(AIH)、体外受精(IVF)、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CSI)的妊娠结局;也有学者[3]认为女性ICSI的受精率和妊娠率与精子核成熟度没有任何关系,辅助生殖结局不受影响。精子的细胞核是保持精子遗传物质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否会影响妊娠结局尚有待于更多的论证和观察。笔者分析了108例配偶妊娠的男性不育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了正常生育者和异常妊娠者之间的精子参数以及精子核成熟度的差异,分析了精子核成熟度与妊娠结局之间的相关性,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所有研究对象均来源于我院生殖专科门诊,因不孕不育而进行辅助生殖助孕,其中行宫腔内人工授精(IUI)助孕81例,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助孕27例,其配偶在我院确诊为早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能配合全身体格检查,生殖器发育正常;能按照WHO第五版《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4]的规范和标准收集精液标本;愿意配合并接受相关检查和随访。并排除染色体核型异常及Y染色体微缺失等遗传性疾病;排除先天性疾病及全身系统性疾病史;排除生殖道感染、传染性疾病史;排除睾丸外伤、隐睾等手术史;排除长期药物、毒性物质接触史。

二、分组方法

根据12个月的随访结果分为正常生育组和异常妊娠组,其中正常生育组74人,以正常生育小孩为标准。异常妊娠组34人,以未正常生育小孩为标准,其中包含配偶生化妊娠、早期流产、晚期终止妊娠等。

三、检测方法

(一)精子常规分析参照WHO第五版《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4]标准,采用手淫法收集研究对象禁欲2~7d后的新鲜精液样本,置于37℃恒温水浴箱,待精液完全液化后应用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仪(CASA)在双人核对下进行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等指标的检测。

(二)精子形态学分析参照WHO第五版《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4]标准,采用改良巴氏染色法进行精子染色,在双人核对制度下由2位实验室专业人员进行阅片,每片计数200个精子,计算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

(三)精子成熟度检测由专人负责采用苯胺蓝染色分析法进行精子核成熟度的分析,具体操作步骤参照精子成熟度检测试剂盒(深圳博锐德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四、随访方法

有专人进行跟踪随访,从妇科确诊其配偶妊娠后开始定期随访,于其配偶妊娠1个月内、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进行定期随访,记录其配偶身体健康指标及胚胎发育情况。五、统计方法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得计量数据用均值加减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一般人口学特征比较

108例配偶受孕的不育症患者中,正常生育74人,异常妊娠(包括生化妊娠、早期流产、晚期引产等)34例,两组对象在年龄、体质量指数(BMI)、配偶年龄、配偶BMI等一般人口学指标无差异,具有可比性,结果见表1。

二、两组精子参数比较

两组间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无明显差异(P>0.05),正常生育组精子核成熟度显著高于异常妊娠组(P<0.01),精子核成熟度与妊娠结局呈正相关(r=0.413,P=0.000),结果见表2、表3。核的成熟是评估其稳定程度的标志,尤其是保障精子所携带的生物遗传物质能够得到延续的重要手段。当精子核内的染色物质包装不完善时候,精子的生物学特性比如精子数量、活动能力、精子顶体功能、精子形态以及DNA碎片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5,6]。Mantas等[7]利用TUNEL法检测精子DNA碎片率时候发现,精子DNA碎片指数高的患者,其精子核的成熟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iomboni等[8]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将精子的核放大到数万倍后发现,发育差的精子,其核内染色质的致密程度显著低于发育良好的精子。因此,精子的核成熟程度对于精子的生物学特性有着一定的影响。Bareh等[9]发现精子的DNA碎片数量与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密切相关,它是导致女性复发性流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刘瑜等[10]在孕早期自发性流产与胚胎停育男性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精子的核成熟程度是影响女性早期自发性流产与胚胎停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女性妊娠结局的预测和评估时,建议检测男方的精子核成熟度,以了解男方精子的DNA损伤情况。我们通过对比研究也发现,108例研究对象的妊娠配偶,在排除了女方年龄、BMI等干扰因素后,正常生育组与异常妊娠组在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等方面都没有差异,但异常妊娠组的精子核成熟度却显著低于正常生育组,这可能是导致异常妊娠组胚胎发育不良的一个因素,值得我们作进一步大量本、多中心的观察和研究。Soderlund等[11]研究表明,精子核成熟度低的男性精子在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后,仍然会干扰受精卵的着床和早期发育。Henkel等[12]发现,精子核成熟度甚至会影响囊胚期的胚胎发育,而导致囊胚停育。白文俊等[13]在重视妊娠失败中的男性因素评估中表明,男性精子核成熟度对于妊娠失败的影响不可忽视。杜江平等[14]应用枸杞子、淫羊藿联合维生素C、维生素E和精氨酸对少弱畸形精子症综合治疗后发现,精子染色质结构得到明显改善,精子核成熟度有显著提高。王霞等[15]应用尿卵泡刺激素联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也能够使精子核成熟度增加。我们通过双变量相关分析表明,精子核成熟度与妊娠结局呈正相关(r=0.413,P=0.000),因此,在评估和预测女方妊娠结局时,我们也建议有必要了解和分析男方精子核成熟度的高低,当发现男方精子核成熟度偏低的状态下配偶出现意外或者计划怀孕时,有必要进行适当的保胎治疗,以保障胚胎发育的质量。育龄期男性在备育前最好进行精子核成熟度的检测,当发现精子核成熟度低下,可以应用抗氧化剂、中医中药等有效手段进行改善,以保证配偶受孕后胚胎的优质。

参考文献

2邓天勤,邓敏芝,,等.精子核成熟度与早期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的相关性研究.中国性科学2017;26(5):116-118

5熊承良,商学军,刘继红,主编.人类精子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68

6谷龙杰,陈振文.人类精子核成熟度检测及其临床意义.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2008;27(4):224-227

10刘瑜,陈晓兰,陈小蔓,等.孕早期自发性流产与胚胎停育男性因素病例对照研究.中国男科学杂志2010;24(7):21-25

13白文俊,耿冲.重视妊娠失败中的男性因素评估.中国男科学杂志2014;28(1):3-8

14杜江平,杨书文,门金娥,等.少弱畸精子综合征治疗前后精子染色质流式细胞术分析.中华男科学杂志2008;14(4):334-337

人口学杂志范文第5篇

【关键词】睡眠质量;医学生;性别;民族;年级;专业

睡眠问题已威胁世界45%以上人口的健康与生活质量,是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1]。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军,也是睡眠障碍的高危人群[2]。医学生由于其专业性强,课业负担重,睡眠问题发生率显著高于非医学生[3]。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西南部,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m以上,长期生活在高原低氧环境中的人群,其机体可出现多种生理功能的改变,其中睡眠障碍表现较为突出[4]。而世居藏族人群在长期的高原适应中已建立起较好的最大摄氧量[5],虽有文献证实世居藏族较久居汉族有更好的睡眠结构[6],但该文献研究样本数量较少。项目组2015年9—11月通过对西藏地区医学生的睡眠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比较不同性别、民族、年级和专业学生的睡眠状况,旨在为该地区医学生的睡眠质量改善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西藏大学医学院自愿参加调查的全日制256名本科生。

1.2方法

1.21抽样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医学院一、二、三年级,护理、预防和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现场调查。

1.22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形式,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SleepQualityIndex,PSQI)量表作为评价睡眠质量的工具,统计指标有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应用和日间功能障碍共7组。每组按0~3等级计分,累积各成分得分为PSQI总分,总分范围为0~21分,以PSQI<3为睡眠好,PSQI3~7为睡眠中等,PSQI≥8为睡眠差[7]。在调查人员说明研究的意义及填写要求之后,学生按要求独立完成问卷,答卷现场收回。

1.23统计分析

数据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采用t检验和秩和检验等进行描述。

2结果

2.1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256份,剔除不合格问卷(问卷中有1项及以上未答者)和非藏族的其他少数民族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42份,问卷有效率9453%。研究对象年龄为18~23岁,平均年龄(2017±133)岁。其中男性111人(459%),女性131人(541%);汉族106人(438%),藏族136人(562%)。

2.2不同睡眠质量人口学特征

在调查的242人中,睡眠质量好者36人(149%),中等睡眠质量者169人(698%),睡眠质量差者37人(153%)。

2.3不同性别学生的睡眠质量

调查的242人中,PSQI总平均分为(505±274)分,其中男性PSQI为(448±275)分,女性PSQI为(553±264)分,不同性别人群的PSQI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22,P<001),主要体现在入睡时间的差异(χ2=19996,P<001)和睡眠障碍的差异(χ2=14296,P<001)。

2.4不同民族学生的睡眠质量

汉族学生PSQI为(532±296)分,藏族学生PSQI为(483±254)分,不同民族人群的PSQI得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2.5不同年级学生的睡眠质量

一年级学生PSQI为(454±238)分,二年级学生PSQI为(511±268)分,三年级学生PSQI为(542±318)分。不同年级人群的PSQI得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2.6不同专业学生的睡眠质量

护理专业学生PSQI为(536±276)分,临床专业学生PSQI为(502±254)分,预防专业学生PSQI为(481±289)分。不同专业学生的PSQI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护理专业>临床专业>预防专业,不同专业人群的PSQI得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女生PSQI总得分大于男生,与刘海燕等[8]研究结果类似。“入睡时间”女生长于男生,可能与手机使用频率有关,张静等[9]研究显示女生手机使用率高于男生,手机辐射能刺激大脑应激系统,干扰内分泌水平,从而降低放松入睡的能力[10]。因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人们访问互联网的途径更加便捷,而网络成瘾亦可导致睡眠质量较差[11]。“睡眠障碍”检出率女生高于男生,与同类报道相符[12]。这可能与以下3个原因有关:首先,女生体育锻炼相对男生少,体育锻炼的多少与睡眠质量呈正相关[13];其次,女生感情细腻,知觉压力高于男生[14],知觉压力越高睡眠问题越严重[15];最后,自身激素分泌[16]等也会影响夜间睡眠。李玉红等[17]认为高原地区世居藏族较久居汉族拥有更好的睡眠结构和睡眠质量,但此次研究数据显示,并未发现藏族和汉族学生的PSQI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能与其调查方法为睡眠监测而非PSQI问卷调查和统计量较少(藏族14人,汉族11人)有关。和韩轶群等[18]的报道结果不同的是,本次调查并未发现汉族学生PSQI总分与入藏时间存在相关性,这可能与调查样本的入藏时间不同所致(入藏工作时间大于5年的军人与小于5年的军人间PSQI得分的比较),且有研究显示战士作为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群体,特殊的任务和场景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与同年龄段大学生不同[19]。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的PSQI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屈芳等[20]调查结果类似。本文研究显示,三年级PSQI得分>二年级PSQI得分>一年级PSQI得分。随着医学生学习负担的加重,且面临实习,考研和就业等诸多问题,导致了PSQI得分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不同专业学生PSQI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刘海燕等[21]研究结果相似。本文研究显示出护理专业学生和临床专业学生有较高的睡眠障碍,这可能与该专业学生在校教育及毕业后继续教育都需面对不同压力源[22]和各种考试考核[23],且紧张的医患关系也导致该类人群的睡眠障碍发生率高[24]。西藏地区医学生睡眠障碍检出率为153%。针对患睡眠障碍的学生,学校应定期开展关于睡眠质量的健康教育讲座,适当减轻学业负担,组织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另外,学生自身也应当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加强与老师、父母和同学间的交流,当睡眠问题难以解决时,应及时求助外界。

参考文献:

[2]祝丽玲,吴丹,张少东.大学新生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典型相关分析[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6,26(8):118-121.

[3]施少平,熊定宇,晏渠如.大学生睡眠质量及其相关因素调查[J].中国学校卫生,2013,34(12):1462-1464.

[4]梁海君,孙明光,汤忠国,等.低压低氧环境对急进高原驻训官兵睡眠质量的影响[J].中华保健医学杂志,2012,14(1):47-49.

[8]刘海燕,贾璐安,崔迪,等.贵州市大学生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1,27(11):1411-413.

[9]张静,陶磊,荣峰,等.高职学生述情障碍与手机依赖的关联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2015,22(1):5-9.

[10]李丽,梅松丽,牛志民,等.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及负性情绪对睡眠质量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2016,32(5):646-649.

[11]董华,王利刚,谢东杰,等.青少年生活方式与网络成瘾的相关研究[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5,24(7):633-636.

[12]张蕾蕾,朱琳,荣峰,等.高职学生网络欺凌与睡眠障碍的关联[J].中国学校卫生,2015,36(2):281-284.

[13]陈凯华,伍晓艳.安徽省大学生体育锻炼与情绪和睡眠状况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15,36(5):716-717.

[14]马丽杰.青少年自尊对不同人际关系的影响[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

[15]徐慰,张倩,刘兴华.大学生正念水平对知觉压力与睡眠问题的中介作用[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3,22(6):545-547.

[16]谢娟,吴晓燕,张晓颖,等.天津市大学生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1,27(2):233-234.

[17]李玉红,乌仁塔娜,嘎琴,等.高原地区世居藏族与久居汉族青年男性睡眠结构及质量差异的初步研究[J].中华医学杂志,2015,95(42):3416-3419.

[18]韩轶群,马宽军,张利坤,等.4523m高原移居军人睡眠状况调查[J].西南国防医药,2012,22(2):177-180.

[19]曹春霞,李浴峰,付少波,等.基层战士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教育,2013,29(1):48-50.

[20]屈芳,王雷,向仕婷,等.长沙市医学生睡眠质量及认知情况调查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6,20(1):46-48.

[21]刘海燕,汪俊华,崔迪,等.医学生睡眠质量与自测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2,39(13):3288-3291.

[22]杨琴,王海云,张澜,等.护理系与临床医学系女生压力源、应对方式的调查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2,39(5):1154-1156.

[23]林南南,吴绪旭,卢眺眺,等.护理专业女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与睡眠质量现状及其相关性分析[J].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2016,14(1):86-88.

人口学杂志范文第6篇

【关键词】精神病专科医院;临床医护人员;职业倦怠;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

近年来,随着国内各种重大恶性伤医事件连续报道,加之整体医疗行业工作量大,工作负担过重,职业回报感较低等诸多因素,作为治病救人的临床一线医护人员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学者研究发现,超过95%的医护人员在工作中认为职业压力较大,在职业压力长期持续影响下,往往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各种心理问题[1]。而对于需要经常直接面对各种精神和心理疾患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临床一线医护人员来说,职业紧张水平和反应强度具有更高的风险性[2],因而也更容易发生职业倦怠等各种各样健康问题。在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的情绪劳动受职业倦怠影响,工作压力增加,生活满意度降低,生活质量下降,而低生活质量又反过来影响了医患关系[3-4]。Freuden-berger[5]自1974年最早提出职业倦怠概念以来,对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相关的研究内容更多集中于综合性医院临床科室[6-7]。本研究针对昆明市两家精神病专科医院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共360名进行研究,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和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进行综合调查,旨在了解精神病专科医院临床一线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分布特征、严重程度以及与性别、年龄、职业分类、职称间的相互关系,为有效降低精神专科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程度,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在昆明市两家公立精神病专科医院临床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其所属单位均无除精神科之外的其他临床学科。随机抽取420名在职在岗一年以上临床医师和护士,排除因病因事请假一月以上或当前正在罹患重大疾病或者正在产褥期者,发放调查问卷并要求签署知情同意书,收回有效调查问卷360份(90%),其中男性138人(38.3%),女性222人(61.7%);年龄19~54岁,平均(35.6±10.8)岁;医生104名(28.9%),护士256名(71.1%);初级职称186人(51.7%),中级职称122人(33.9%),副高职称38人(10.6%),正高职称14人(3.9%)。

1.2方法

1.2.1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姓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联系方式、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职业状态、职称情况、个人收入情况等)。

1.2.2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MBI—GS)采用李超平[8]翻译和修订后的中文版,共包含情绪衰竭、去人格化和成就感低落3个维度,采用0~6分7级评分法,总分=0.4×情感衰竭均分+0.3×去人格化均分+0.3×成就感低落均分,总分0~1.49分为无倦怠,1.50~3.49分为轻中度倦怠,3.50~6分为重度倦怠[9]。资料均由精神科医师收集和整理,实施研究前接受相关量表的集中培训,并经过统一训练。研究人员向受试者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并向受试者承诺资料保密及无风险性。

1.3统计处理

用SPSS18.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对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方差分析,取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发生率及程度分布

根据MBI—GS评分原则,对360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中无倦怠人群占8.8%(32/360),轻中度倦怠人群占83.1%(299/360),重度倦怠人群占8.1%(29/360),总体职业倦怠得分为(4.48±1.42)。由此可见,超过90%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发生过职业倦怠情况,并以轻中度倦怠为主。

2.2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类别、职称医护人员职业倦怠分布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类别、职称医护人员职业倦怠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见表1。

2.3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类别、职称医护人员职业倦怠得分情况

以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类别、职称作为自变量,以医护人员职业倦怠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类别得分无显著性差异,在进一步应用LSD方法进行两两比较后发现,初职人员职业倦怠得分显著高于其他职称人员,但中职、副高和正高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见表2。

3讨论

精神病专科医院一线医护人员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一方面人员普遍紧缺,高端人才稀缺,不仅需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承受高强度工作的重压,还要不断学习“充电”,完成医、教、研等各项工作任务;另一方面在面对诸多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时,因工作环境的高风险性、社会的偏见与歧视、社会地位和工资、福利待遇偏低、学习深造和晋升职称的机会较少等多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一线医护人员感觉情感耗竭、个人成就感低,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厌倦情绪[10-11]。与非精神科相比较,在精神科一线工作压力更加明显和突出,更需要关注其心理健康[12-13]。赵旭东[14]提出,职业倦怠的发生可能与个体的情感因素、社会组织因素都有关系,建议医务人员加强道德感和伦理意识,学会压力管理和情绪自我调控,倡导助人者先自助,这应该更适用于精神科专业人员。本研究针对未设置其他临床学科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一线医护人员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1.2%的被调查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其中主要以轻中度程度职业倦怠为主(83.1%)。此外,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类别、职称的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分布均未见显著性差异,初职人员的职业倦怠得分要显著高于其他职称人员。据魏国英[15]等人的研究报道,精神科护士职业倦怠检出率为48.91%,且以轻中度为主,检出率的差异考虑与不同的地域和经济水平有关,但程度分布一致。此外,杨淑红[16]等研究提示,精神科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分明显高于常模,医护比较、年龄段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且以中级职称职业倦怠较明显,与本文研究结果不同。而薛欣杰[17]等人在对122名精神科临床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调查中发现,初级职称者对工作现状满意程度低,抑郁程度较高,更容易发生工作倦怠,此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考虑相比于国内先进发达地区,昆明市精神卫生人力资源状况更加紧缺,医护经济收入和待遇差别较小,各年龄段医护人员均有较多的工作、家庭、社会压力,如执业医师考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婚生子、安居购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但大都面临职称晋升较难的问题。相比较年龄段、性别、职业类别等因素而言,职称水平与收入待遇、工作岗位、社会地位等关系更加密切,对职业的主观满意度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综上所述,精神病专科医院临床一线医护人员职业倦怠发生率高,且发生职业倦怠的人群分布与医护人员的年龄、性别、职业类别、职称间无显著性差异,初职人员的职业倦怠程度较其他职称人员更显著。本研究以昆明市两家未设置其他临床学科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为例,从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分布特征、严重程度以及与年龄、性别、职业类别、职称间的相互关系角度进行分析,为有效降低精神科一线医护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程度,有针对性的采取有效干预和预防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实践依据。本研究主要不足表现在,未进一步针对职业倦怠3个因子分别进行相关分析和讨论,这将会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3]王宜静,黄静辉,詹兴杰,等.医护人员工作压力与生活满意度关系及情绪劳动的调节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25(7):1007-1010

[4]雷红敏,马红霞.心理干预对提升精神科医院护士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25(6):829-831

[6]谢国军,WendyLi,徐彩霞,等.医务人员职业倦怠与工作满意度现状调查[J].四川精神卫生,2017,30(6):551-555

[7]元帅,马苏娟.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研究现状[J].四川精神卫生,2013,26(4):332-334

[8]李超平,时勘.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工作倦怠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3,35(5):677-684

[10]贺定翠,张新风,涂哲明,等.荆州地区精神科护理人员职业倦怠的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3):404-407

[11]岳玲梅,王聪哲,冯倩,等.精神科男护士职业倦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25(3):340-342

[12]孙华风.精神科护士职业压力源与自我控制的相关报告[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24(12):1809-1811+1812

[13]王李元柯,赵幸福,李虹,等.不同级别医院精神科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与应对方式[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26(3):396-399

[14]赵旭东,厚皎皎,黄蕾.医务人员的职业倦怠预防和心理健康促进[J].上海医药,2017,38(24):3-6

[15]魏国英,曾丽娟,周桂成,等.精神科护士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的相关性[J].四川精神卫生,2017,30(5):466-469

[16]杨淑红,李聪慧.精神科医护人员职业倦怠调查分析[J].中国民康医学,2012(22):2791-2792

人口学杂志范文第7篇

目的探讨血钠水平对神经内科危重患者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ICU收治的神经重症患者266例,按是否发生高血钠症,分为高血钠组(64例)和非高血钠组(202例)。制定“高钠血症相关因素调查表”收集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既往病史(卒中史、高血压、糖尿病病史)等,记录患者的血钠浓度、患者出院时的转归情况(死亡与否)。结果2组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钠血症组死亡43例,病死率为67.19%,非高钠血症组死亡86例,病死率为42.57%,2组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高钠血症组患者依据血钠浓度分为145~155mmol/L组,156~165mmol/L组,166~175mmol/L组和≥176mmol/L组。随着高钠血症组患者血钠水平升高,病死率升高。结论高钠血症组的病死率高于非高钠血症组,随着血钠浓度的升高患者病死率逐渐增加,高钠血症与神经危重症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关键词:

高血钠症;危重;病死率;神经

高钠血症是在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经常伴随的严重电解质紊乱状态,通常情况下依据血生化电解质指标中血清钠离子浓度>150mmol/L即可诊断为高钠血症[1]。研究显示,神经内科危重患者中高钠血症的发生率较高,可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病死率,是一个可以影响重症患者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2-4]。本文探讨高钠血症对神经内科危重患者预后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01—2014-10我院神经ICU住院的神经重症患者266例。纳入标准:有明确的神经系统疾病;符合神经ICU收治标准;住院时间>24h。男162例,女104例;年龄15~69岁,平均(41.5±10.8)岁;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3~15分,平均(7.5±3.6)分。按患者是否发生高血钠症,分为高血钠组(64例)和非高血钠组(202例)。高血钠定义为:入院时或在住院期间1次及以上化验的血清钠离子浓度>150mmol/L。高血钠组男46例,女18例,年龄(39.5±10.6)岁,BMI(25.13±3.25)kg/m2,GCS评分(7.3±4.1)分;有脑卒中史13例(20.31%),脑梗死史10例(15.63%),脑出血史6例(9.38%),糖尿病史12例(18.75%),吸烟史16例(25.00%),高血压史25例(39.06%)。非高血钠组男116例,女86例,年龄(41.3±9.8)岁,BMI(23.61±3.64)kg/m2,GCS评分(7.6±3.2)分,有脑卒中史44例(21.78%),脑梗死史32例(15.84%),脑出血史18例(8.91%),糖尿病史41例(20.30%),吸烟史56例(27.72%),高血压史82例(40.59%)。2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时立即采血检测,3d后复查,采血时间为6:00,检验值异常或高危者连续监测,如患者接受甘露醇注射液脱水治疗,每日作2次以上电解质检测。

1.3观察指标

制定“高钠血症相关因素调查表”收集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既往病史(卒中史、高血压、糖尿病病史)等,记录血钠浓度、出院时的转归情况(死亡与否),并记录有关高钠血症形成的高危因素。

1.4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所有资料采用SPSS20.0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珚x±s)表示,采用t检验及秩和检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调整相关混杂因子,寻找影响发生高钠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等。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预后比较

高钠血症组死亡43例,病死率为67.19%,非高钠血症组死亡86例,病死率为42.57%,2组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不同血钠水平患者病死率比较

将高钠血症组患者依据血钠浓度分为145~155mmol/L组,156~165mmol/L组,166~175mmol/L组和≥176mmol/L组。随着高钠血症组患者血钠水平升高,病死率升高。见表1。

3讨论

高钠血症是临床上一种严重的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的机体状态,是重症监护病房常见的并发症。大量研究证实,高钠血症与预后不良密切相关。顾兴生等[5-7]发现,高钠血症患者的病死率明显高于非高钠血症者;高钠血症纠正者的病死率显著低于未纠正者,颅脑损伤后高钠血症发生率较高,及时纠正有利于降低病死率。黄宝和等[6-7]以上结果均与本文结果一致。高钠血症在神经科重症患者中普遍存在,尤其使用脱水剂治疗时,血清钠≥160mmol/L是病死率增加的独立风险因素[8]。神经源性高钠血症的发生是由于损伤后神经递质分泌紊乱,在炎症因子的作用下致下丘脑调节失衡,导致肾排钠障碍,使血钠升高,水电解质失衡。探讨不同血钠水平患者的预后,结果发现随着高钠血症组患者血钠水平升高,病死率升高,提示高钠血症随着血钠浓度的升高患者病死率逐渐增加。导致高钠血症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患者发病后出现意识障碍,摄水不足;反复大剂量使用渗透性利尿药进行脱水、降颅压治疗;头部创伤、神经外科手术、缺血性脑病等使下丘脑神经垂体系统受损;摄入过多钠盐等[9]。正常生理条件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和抗利尿激素(ADH)共同维持体内机能平衡状态。ACTH具有兴奋醛固酮分泌而保钠排钾的作用,而ADH的作用恰恰与ACTH的作用相反,二者维持平衡。脑部损伤所致中线移位、缺血缺氧性脑病等直接或间接使下丘脑神经垂体系统受损,导致中枢性尿崩症,可能是导致高血钠发生的原因之一。高钠血症已成为ICU患者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10]。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样本数量有限,还需要进一步的大样本进行佐证;其次未能同时标注脱水剂使用和液体出入量,这些都是影响高血钠发生的重要因素。

4结语

综上所述,高钠血症组的病死率高于非高钠血症组的病死率,随着血钠浓度的升高患者病死率逐渐增加,高钠血症与神经危重症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因此,要提高对高血钠的认识,及时治疗,特别是防止医源性高钠血症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张运周,高岱伦,陈卫碧,等.高钠血症对神经重症患者的影响[J].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14,16(9):951-953.

[2]陈珍.神经危重症患者高钠血症临床特点及预后的回顾性调查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3]吴琼.高钠血症对重症监护病房患者预后影响的荟萃分析[D].郑州:郑州大学,2014.

[5]顾兴生,顾天一,周丽,等.高钠血症对颅脑损伤患者预后的影响[J].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14,13(6):64-68.

[6]黄宝和,是明启,邵春香.急性脑卒中并发高钠血症例诊疗分析[J].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15(11):1718-1719.

[7]周成熙.高钠血症对重症脑卒中患者的影响研究[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3,7(20):42-43.

人口学杂志范文第8篇

目的调查淋巴结结核术后复发率,并探讨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方法以接受病灶清除术的212例淋巴结结核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术后出现复发患者分为病例组(复发组),术后2年内未复发的患者为对照组。对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疾病相关资料进行组间基线差异比较,将结果P<0.05者纳入非条件Logistic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确定淋巴结结核术后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在212例术后患者中25例出现术后复发,复发率为11.8%;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术中进行了淋巴结清扫术(OR=5.890,95%CI:1.292~26.838;P<0.05)、术前抗痨治疗(OR=3.864,95%CI:1.364~10.948;P<0.05)、术后规范化疗(OR=4.651,95%CI:1.695~12.763;P<0.05)与淋巴结结核术后复发呈负相关性。结论术前抗痨治疗、术中淋巴结清扫、术后规范化疗是淋巴结结核术后复发的独立保护因素。

关键词:

结核;淋巴结;手术;复发;流行病学因素

随着细菌耐药等原因,近几年来结核病发病率明显增高[1]。淋巴结结核(LNTB)作为最常见的肺外结核(EPTB),发病率也逐年增多[2-3]。LNTB以单纯的药物治疗往往难以奏效,多以手术治疗为主。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即使经过病灶清除术后仍有一部分患者病变无法有效控制,出现手术病灶或全身其他部位淋巴结结核复发,或形成长期不愈窦道,给患者带来极大身心痛苦。本研究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的设计方法,对2012年1月-2013年12月在本院住院的淋巴结核术后患者进行随访调查,分析影响淋巴结核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为个体和群体淋巴结核的防治提供科学的循证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接受病灶清除术的212例淋巴结结核患者,男性75例,女性137例;年龄14~60岁,平均(32.40±13.18)岁。纳入标准:①经组织病理学或细菌学确诊的淋巴结结核患者;②在我院接受病灶清除术的患者;③意识清楚,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存在重大躯体疾患,如肝硬化、肾衰、充血性心力衰竭、恶性肿瘤等患者。

1.2方法:采用队列内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研究起始时间为患者接受病灶清除术的日期,追踪随访观察时间为术后2年。病例组为术后出现复发的患者,对照组为术后2年内未复发者。收集研究对象的资料,社会人口学资料如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吸烟、饮酒;临床症状体征,如是否伴有低热、盗汗、食欲减退等全身中毒症状,是否单发,病灶是否有窦道形成;实验室检查,如结核菌素试验(PPD)直径,是否检出耐药菌株,是否经细针抽吸活检确诊;是否合并易感因素,如艾滋病病毒(HIV)、丙型肝炎病毒(HVC)、糖尿病、肺结核;治疗相关因素,如术前是否行抗痨治疗、手术时是否进行了淋巴结清扫术、术后是否坚持规范的化疗。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x珋±s表示,比较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淋巴结结核术后复发的单因素分析:在212例术后患者中,25例出现术后复发,复发率为11.8%。病例组平均年龄(33.45±13.60)岁,对照组平均年龄(32.08±13.12)岁。对2组患者资料的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合并HIV感染、术前行抗痨治疗、进行了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坚持规范化疗这4个变量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淋巴结结核术后复发的非条件Logistic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以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4个因素为自变量、术后是否复发为因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进行了淋巴结清扫术(OR=5.890,95%CI:1.292~26.838;P<0.05)、术前抗痨治疗(OR=3.864,95%CI:1.364~10.948;P<0.05)、术后规范化疗(OR=4.651,95%CI:1.695~12.763;P<0.05)与淋巴结结核术后复发呈负相关性,见表2。

3讨论

肺外结核作为结核病的重要组成之一,与结核病的致残率及致死率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淋巴结为最常见的受累部位[2],约占32.9%[3]。由于不合理联合用药、管理不善、不规律用药及免疫损害宿主的增多等,致使我国出现大量结核复治患者。淋巴结结核如果治疗不彻底,让耐药结核菌得以繁殖,将会导致耐药菌形成而使治疗失败,形成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很容易感染其他器官而产生结核并发病变,从而给本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不良后果。对淋巴结结核患者复发影响因素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但是限于对象和方法,这些研究往往是单一方面或涉及影响因素不多。本课题旨在通过对淋巴结结核行病灶清除术后的患者进行随访研究,发现手术治疗后仍有11.8%的患者复发,与国内外其他学者研究结果基本一致[4-6]。本研究还发现,影响淋巴结结核病灶清除术后患者复发的因素,多与术前、术后的抗痨以及手术方式有关。首先,关于手术时机,KanLiKama等[7]认为,淋巴结已溃破形成瘘管或溃疡,可先给予抗结核药物治疗,待炎症局限后再将结核病变组织全部清除,术后继续使用全身抗结核药物。鲁付荣等[8]认为,淋巴结核一旦确诊,应及时手术,肿块暂无脓肿是手术的最佳时机,已形成寒性脓肿者应尽快行病灶清除术,以防脓肿溃破。本研究认为,有些患者虽然临床上表现为单一的淋巴结肿大,但由于颈部淋巴结分为深浅2组,结核菌随淋巴液的回流常常感染相邻的深部淋巴结,故在未有效的抗结核治疗前完全或部分摘除肿大淋巴结以及摘除后不正规的抗结核治疗,其淋巴结核的复发也具有高的复发率。其次,术后抗结核治疗方案不合理、疗程不够,也是导致术后易出现复发,这一结论与张敦荣等人的观点一致[9]。而关于是否应常规性淋巴结清扫术,研究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在清除脓肿、窦道的基础上,对区域淋巴结进行清扫,可以消灭残留灶,是避免淋巴结结核术后复发的关键步骤[10],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而孙留安[11]等人则认为,淋巴结清扫术虽然能彻底清除病灶,同时也增加了手术创伤,加之颈部复杂的血管神经解剖特点,应限予颈淋巴结结核的溃疡瘘管型以及结节型中的多结节病变患者,且清扫范围限于病变淋巴结周围3cm内区域,避免盲目扩大清扫范围带来的不必要创伤。综上所述,术前抗痨治疗、术中淋巴结清扫、术后规范化疗是淋巴结结核术后复发的独立保护因素。本研究局限性在于结核治愈后出现复发的平均时间为1~2年,治愈后1年内复发率最高,占总复发病例数的81.7%~89.7%[12];将随访观察时间设置为术后2年,然而仍有小部分患者2年后出现复发,故本研究尚不能排除时间依赖性导致的研究结果偏倚,未来的研究应引起注意。

参考文献:

[1]杨尚瑜,杨梅,冯莎莎,等.无反应性结核病的实验室诊断[J].山东医药,2014,17:94-95.

[2]李玉平,王红春,葛玲,等.淋巴结核患者的超声诊断研究[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5,8:1825-1827.

[3]习昕.肺外结核514例临床分析[D].广州:中山大学,2006.

[6]迪丽达尔•塔西甫拉提,居来提•吐尔逊,阿地力•莫明,等.颌面颈部淋巴结结核435例回顾性分析[J].中国美容医学,2015,1:23-26.

[8]鲁付荣,马少尉,张玉福.124例淋巴结结核的治疗体会[J].医师进修杂志,1998,21(12):41.

[9]张敦熔.现代结核病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380-388.

[10]姜鹏辉,万爱芳,姜文航,等.病灶清除并区域性淋巴结清扫术治疗颈淋巴结结核121例[J].中国临床医生杂志,2007,35(8):55-56.

[11]孙留安,解记臣,马亚杰,等.区域淋巴结清扫术治疗溃疡瘘管型颈淋巴结结核132例分析[J].中国医师进修杂志,2010,33(14):60-61.